【核心提示】具备一定的情绪敏感性是产生共情的必要非充分条件，高情绪敏感性人群未必比寻常人更易共情，而高共情者往往也只对能够引起同情和怜悯情绪的刺激更为敏感。
共情是个体接收、理解和分享他人感受并对他人处境做出相应反应的心理现象，是社会网络中传递信息和情感的桥梁，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有着重要的影响。共情的英文“empathy”一词自诞生起已逾百年，但对其实质的探讨仍是该领域学者争论的主要议题之一。由于界定尚未达成一致，对共情实质的片面解读和与其他相关概念的混淆使用，业已成为当前研究的一大问题。因高共情者常表现出对他人情绪的更多关注，许多心理学研究将情绪敏感性作为考察共情的主要指标，甚至把两者不加区分地互相替代。如共情领域的实验研究多以被试对面孔表情识别的正确率和反应时来表征其共情能力，而以戴蒙德（Dymond）的共情测试为代表的测量学研究则将共情等同于“社会敏锐性”，情绪敏感性领域最常用的测量工具如情感敏感性量表（Affective Sensitivity Scale， ASS）和情绪敏感性量表（Emotional Sensitivity Scale， ESS）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概念混淆问题。事实上，尽管两者均以一定的情绪感知能力为前提，但真正的共情从出发点到落脚点与情绪敏感性都有根本性的区别。厘清两者的关系，有助于加深对“何谓真正共情”这一核心议题的理解，从而帮助我们进一步明确共情培育的目标和路径。
共情是一个多侧面结构复杂的心理现象
共情的词源是德语的“Einfühlung”，意为“融入”或“投射”，指的是个体感知或想象他人情感时，站在他人立场上对其处境进行评估，从而体验到与其同形的情绪状态，在意识到当前情绪源自他人而非自身的基础上，产生指向他人的行为反应的心理现象。共情既可以是一种情绪体验状态，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心理过程，还可以指一种能力特征，学者们对共情侧重点的把握取决于其研究的目标。而情绪敏感性强调的是个体对他人情绪信息的优先加工偏向和反应灵活程度，莱昂内蒂（Lionetti）等发现高情绪敏感性人群约占总人口的30%，他们的大脑总是保持警醒和准备反应的状态，倾向于对周围环境中的非情绪性刺激进行情绪化解读。这种敏感性主要由基因决定，是相当稳定的人格特质。而共情则可以被解构为多个侧面和成分，它既可以是稳定的，也可以是动态的，相对情绪敏感性也更具后天的可塑性，包含更多社会性因素。具备一定的情绪敏感性是产生共情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但“察言观色”不等同于“感同身受”，高情绪敏感性人群未必比寻常人更易共情，而高共情者往往也只对能够引起同情和怜悯情绪的刺激更为敏感。
共情的出发点是利他
情绪敏感性和共情对生物体来说都有着重要的适应价值，但两种适应的进化起源和性质不同，其出发点有着本质区别。对外界情绪刺激做出更灵敏的反应能使个体对机会（配偶、友谊）和威胁（竞争、敌对）保持更高的意识水平，这些有助于自身生存的特质会在进化中被自然选择并得以保存，属于经典适应性。而共情起源于哺乳动物的亲代养育行为，属于汉密尔顿（Hamilton）提出的内含适应性，即因后代携带着亲代的基因拷贝，亲代在照顾后代时需要对其发出的喂养、疼痛和危险等信号进行回应，由此产生的潜在神经通路在代际繁衍中不断得到强化和巩固，最终进化为共情的心理结构并迁移至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和情境。共情的演变可以解释亲属和种族间利他行为的进化，大量研究也表明，共情具有亲缘、种族的偏好性，验证了其内含适应的本质。因此，尽管共情的行为产物往往是互惠的，但其出发点是为了增加他人的福祉而非自身的利益。正如巴特森（Batson）所说，共情激发真正的利他动机，而高敏感个体也会出现类似于高共情者的助人行为，但出发点却是缓解自身的焦虑或避免谴责和惩罚，本质上仍是出于自我保护。
近年来的脑机制研究也为进一步区分共情与情绪敏感性提供了佐证。诸多研究发现，前脑岛、前扣带回等脑区与共情和情绪敏感性皆有关联，但共情还涉及杏仁核、下丘脑和眶额皮质等大脑边缘结构，这些脑区与情感唤醒和情绪调节有关。而阿隆（Aron）等人发现高情绪敏感性没有伴随杏仁核的更高唤醒，却会激活与个体安全感和恐惧回避相关的腹侧被盖区，这说明情绪敏感性不一定需要边缘情感过程的参与，其与共情的神经成分既有重叠也有差异。此外，马什（Marsh）等人发现利他主义也与杏仁核的活动高度相关，海因（Hein）则认为前脑岛、前扣带回皮层和杏仁核的共同激活能促进利他动机和行为，费尔德曼（Feldman）和罗德里格斯（Rodrigues）等人也相继发现催产素及受体基因对共情和利他行为均有促进作用，而催产素与人类亲代养育和社会适应有着密切关联，可能通过弱化自我中心倾向从而提升共情和利他。上述神经生理证据进一步验证了共情与利他之间的密切关系。
共情有益于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
格伦（Grühn）等人进行了一项长达12年的纵向研究，结果发现，无论是青春期、成年还是老年被试，其共情能力均与心理健康呈较高的正相关。高共情者对生活感到满意，能接纳自我，积极情绪更多，抑郁症状更少；他们擅长维持与他人友好或亲密的关系，也更重视社会交往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充满温暖和积极自尊的高共情者也更容易拥有社会互动的机会，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而共情的缺损与许多心理疾病和人格障碍有着显著关联，如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往往伴随共情受损，哈瑟尔（Hassel）等人认为这可能与这些患者的杏仁核和腹外侧前额叶功能异常有关。戴西迪（Decety）等推测，共情损害是造成孤独症核心症状——社交障碍的关键原因；反社会型和自恋型人格障碍者也被发现存在不同程度的共情困难。共情缺损给患者的人际交往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并与攻击和退缩等多种不适应行为相关。此外，国内学者于哲等人认为共情对抑郁情绪有着负向预测作用，郑希付等则发现共情与焦虑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说明高共情者较少为消极情绪所困扰。
如前所述，高情绪敏感者能够轻易地甚至自动化地察觉他人情绪和周遭氛围的细微变化。这种特质固然具备适应优势，却也使他们更容易受到外界刺激的激惹，并非总是有益的。如马歇尔（Marshall）等人发现，过度警觉导致的焦虑使得高情绪敏感者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及相关不良反应更为易感；阿隆（Aron）等人也认为，高敏感性个体无论对积极还是消极刺激都有着更强烈的情绪反应，难免造成对心理资源的过度耗损，因此，有选择性地降低敏感性可能是一种节省能量的方法。
培育真正的共情
共情既利己又利他，且更具可塑性，能够通过有意识地培育和训练来提高。明辨共情与情绪敏感性的异同，一方面提示我们，切莫将“过度敏感”误认为“共情力强”，忽视了个体在自我保护机制下隐藏的不安与焦灼。对于天生敏感性过高的孩子，家长应尽量为他们营造更具安全感和包容性的成长环境。另一方面，只有深入理解了共情的实质，才能避免陷入共情培育的常见误区，即片面地将提升个体识别和理解他人情绪的能力作为培育的主要目标。
正如塔雷诺斯（Tharrenos）和费什巴赫（Feshbach）等人在训练实践中发现的那样，使用卷入式故事和角色扮演等技术的效果远优于单纯的表情识别法，而前两者的优势就在于满足了培育真正共情的内在要求，即“感同身受”。有效的共情训练应当充分整合社会互动中的多种元素，在真实或模拟的情境中最大化地还原社会生活，让受训者亲身参与并体验其中的情绪情感。在日常生活中，家长也应引导和鼓励孩子多进行公益和慈善活动，培养同情心和道德感，潜移默化地促进共情的发展。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教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