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美国南加州政府协会高级区域规划师与统计学家凯文·凯恩（Kevin Kane）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美国中心网站刊文表示，目前美国各个城市存在不平等现象，但不平等不仅是发达国家关注的重要社会问题，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面临不平等问题的困扰。因此，研究不平等问题不应聚焦于某个孤立的国家，而是应该把它放在全球化的视角中，从更高层面探寻解决办法。针对这个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不平等现象存在差异

　　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拉维·坎伯尔（Ravi Kanbur）在一项研究不平等现象的课题中把不平等区分为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和国家间的不平等。坎伯尔提到，衡量不平等程度的方法多种多样，但其中最被广泛认可的是基尼系数，同时另一种测量方法——“对数偏差均值指数”，也在分析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中越来越流行。

　　坎伯尔介绍，他们曾对比过1988年和2008年全球不平等状况，通过多种测量方法测算后得出的结论是，全球不平等程度在下降。在1988—2008年间，世界上原本较为贫困的国家经济增长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美国、德国等富裕国家，使得国家间的不平等程度在下降，这抵消了一部分国家内部不平等程度的增长，因而从整体上看不平等程度呈现下降趋势。

　　坎伯尔说，虽然全球整体不平等程度下降，但不同国家民众却有着不同的感受和经历，如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民众不但没有感到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反而觉得不平等程度在上升。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原本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民众开始感到不平等程度在下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与政策有关，如再分配税收和支出、设定最低工资、增加受教育的工人数量等。

　　亚洲开发银行也曾对亚洲一些大型经济体做过不平等方面的研究。该机构发现，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国内不平等程度上升的国家数量在增多，其中包括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等。中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经历了90年代的快速发展后，在经济增长和减贫方面获得很大成就。虽然不平等程度在1995—2010年间有所增加，但在2010年以后，特别是2012年、201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都小幅下降。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包括：农村大量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政府加大对落后城镇的投资；不断推出一系列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

　　可以看出，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深化，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贸易不断开放的过程中，缩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使得全球整体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与各自国家内部政策有关，更与国家对不平等问题的重视程度有关。

　　提升贫困阶层收入水平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对本报记者表示，应跳出国家的框架，以个人为研究对象解决不平等现象带来的问题。从重塑全球分配格局的角度提出解决办法是可行的。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并没有带动所有人的收入提高，一个人是否贫穷与他所在的国家是否贫穷之间的关联性正在减弱。因此，在给予援助的标准方面就要进行调整。譬如，世界银行附属机构国际开发协会主要负责给发展中国家政府和由政府担保的公私机构发放贷款，其在2018年设定的贷款门槛为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1165美元。按照这个标准计算，印度在2013年已经失去贷款资格。但印度国内贫富差距巨大，贫困人口数量相当庞大。为此，国际开发协会还是给印度发放了贷款，帮助印度政府更好地解决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可见，国际开发协会开始更加关注贫困人口本身而不是国家。简单来说，援助应该流向穷人，无论他们生活在哪个国家。

　　阿西莫格鲁还提到，在技术进步的趋势中，熟练的劳动力和资本取代了基本的劳动力。这种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变革是过去30年里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其作用在未来几十年里还将继续延续。新技术的应用从长远角度看会提高生产效率，带动经济发展以及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但也不能忽视短期内为劳动力转移而付出的代价。为最大程度地避免国家陷入经济总量不断增加，但民众的生活质量和收入没有同步增加的窘境，政府应该通过加大教育投入，培育熟练劳动力；运用市场监管和税收等工具，实现重新分配，达到最大程度的公平和平等；通过投资改变技术变革进程。

　　南非开普敦大学经济学教授哈隆·波拉特（Haroon Bhorat）对本报记者表示，解决全球不平等问题应该放开对资本、技术工人以及非熟练工人的限制，增加他们的流动性。同时，还要在全球设定统一的监管和标准，确保更公平地分享技术变革的成果。只有建立起全球性机构，帮助减轻这些外部的制约，扩大国家内部的政策空间，才能最终解决不平等问题。